迷失的QUAD　印太國家的本體性安全焦慮

▲ 印度外交部長蘇傑生（Subrahmanyam Jaishankar）、美國國務卿盧比歐、澳洲外長黃英賢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並肩而立，宣讀着關於關鍵礦物安全、海域意識（IPMDA）乃至斐濟港口建設等務實合作清單。（圖／路透）

●湯名暉／臺灣大學國家發展研究所博士候選人，現爲東協經濟貿易文化發展協會研究員

2026年5月底，新德里的夏日熱浪並未隨着傍晚的微風消散，第11屆四方安全對話（QUAD）外長會議在此悄然落幕。在會後的鎂光燈前，印度外長蘇傑生（S. Jaishankar）、美國國務卿盧比歐、澳洲外長黃英賢與日本外相茂木敏充並肩而立，宣讀着關於關鍵礦物安全、海域意識（IPMDA）乃至斐濟港口建設等務實合作清單。

然而，現場記者與地緣政治分析家們關心的，是原定於今年舉行的 QUAD 領袖首腦峰會再度宣佈擱淺，且聯合聲明中未給出任何未來的首腦日程表。

這種高層關係迷失的怪異脫節，正是由於僅僅十天前於北京舉行的川習會。美中之間的「建設性美中關係戰略穩定」以及臺海問題，爲印太各國激起漣漪。

由於川普將攸關臺灣防禦軍售案公然稱爲「非常好的談判籌碼」，以及因應伊朗戰事擴大，美方抽調軍事資源，導致原定交付日本的400枚戰斧巡弋飛彈面臨嚴重延遲。這一系列舉措，尤其是印太地區各國，正面對前所未有的「本體性安全（Ontological Insecurity）」風暴。這場風暴關乎的不再僅是生存，而是一場關於「我是誰」、「我所依賴的規則是否已不在」的本體迷失。

當既有的保護傘在美中的「冷交易」被收攏，西方式的規則已被嚴重破壞。然而，若是從非西方視野的「關係均衡理論（Balance of Relationships, BoR）」解構大國邊疆重疊下的「破碎地帶」，我們會發現QUAD成員正在透過關係重組來自救。

「本體性安全」是指一個社會行爲體（國家或個人）在時間和空間中，體驗到自身「自我意識的連續性與穩定性」的心理需要。

吉登斯（Anthony Giddens）指出，行爲體爲在充滿未知的無政府世界中維持行動的能動性（Agency），必須將自身的日常生活「常規化（Routinized）」，並建立起對周遭環境與主要「他者」的「基本信任（Basic Trust）」。

對於日本、澳洲、南韓乃至臺灣等國家而言，冷戰以來的本體性安全長期依賴高度簡化的西方規則：

1. 在身份敘事認同「西方民主自由陣營」

2. 在安全規則，信任美國的延伸威懾與制度性集體承諾

3. 在競爭策略，將中國視爲結構性的「他者」與「威脅」

這套常規之所以能夠提供本體性安全，是因爲它爲印太各國排除「存在焦慮」 (existential anxiety），使其不需要每天去面對「如果美國遺棄我們，我們是誰？」

然而，川習會卻打破這套常規的世界觀。川普政府所展現出的「交易外交」，在本質上是一種去建制化、去盟友化的霸權實踐。

根據美國外交關係協會的解讀，美國對「戰略穩定」的定義已蛻變爲純粹工具性的、以「公平與互惠」爲名的雙邊利益交換。

更明確的事證是，臺灣的140億美元的防務需求被川普公開當作「談判籌碼」；作爲QUAD核心成員與美國有安保關係的日本，也驚覺其採購的飛彈，因美國對伊朗戰爭而被任意推遲——這兩件是不只削弱安全感，更是對日、臺兩國自我身分敘事(autobiographical narratives)的衝擊。

在吉登斯（Giddens）的術語中，印太國家此時正處於「臨界狀態（Critical Situations）」。當他們赫然發現，自己爲之付出物質與情感代價的「美日同盟」或「民主陣線」不再能提供認知的確定性，他們便陷入精神內耗與自我懷疑的本體性焦慮。

面對這種常規的破碎，西方主流的結構現實主義將國家的生存空間越走越窄。各國要麼進行單邊的「抗衡」，例如：大幅提高國防預算，尋求自主核威懾，要麼被迫向大國「一邊倒」。然而，這兩者都極難跨越物質能力與國內政治的雙重限制。

從非西方視角的「關係均衡理論」來看，國際行爲體在無政府狀態下的基本需求，不是單純追求物質權力的最大化，而是通過「自我剋制（Self-restraint）」，將自身嵌入一個長期、穩定且可預期的「關係網絡」。

對於安全的根本性差異在於，並非是敵我分明，而是以追求可調和和預測的「本體性安全」，建立在「自我剋制」與維繫雙邊的動態實踐。

在美中之間被擠壓的印太國家，不再甘於在大國的差序格局（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）中被推向「外圍觀衆」的邊緣位置。爲了重建自我的主體性，他們開始在印太海域上發動一場大規模的「橫向關係均衡」實踐。這並非是與美國脫鉤，而是在關係網絡進行自我重置，以抵禦大國交易所帶來的存在性虛無。

在當下的地緣政治光影中，印太地區不同特質的國家，正根據自身的文明脈絡與關係距離，採取三種不同的本體性安全路徑：

1. 日韓的「即興共性」：國家間的橫向關係網絡

過去，日韓雙邊關係長期受制於歷史敘事與身份對立，面臨現今的臨界狀態，兩國政府正開始實現歷史性的和解。

從關係理論來看，這是「即興共性（Improvised Resemblance）」的實踐。日韓兩國擱置關於歷史正義的剛性法律爭端，在面對美中交易性「戰略穩定」的當下，即興地發掘並創造了彼此作爲「亞洲先進民主國家」、「同受延伸威懾不確定性威脅之主體」的共性。

這種橫向網絡的重組，包括日韓共享雷達數據、建立聯合物流網絡等舉措，並非是爲針對任一大國，而是爲自己編織的本體性「安全網」。

當單一雙邊的「美日」或「美韓」常規失效時，日韓之間的橫向關係，正在成爲「大衛營共識」之外，不依賴於華府承諾的「關係性安全」。

2. 印度的「異己後華性」：差序格局中的多重自我剋制

相較於日韓的焦慮，印度在展現出一種回然不同的「文明耐性」。在新德里外長會議，印度雖然主導海域意識（IPMDA）與反恐倡議，卻堅決反對將 QUAD 軍事化，且對旨在限制中國關鍵產業的「 Pax Silica 」倡議保持距離。

印度作爲「異己後華性（Other Post-Chineseness）」的典型，作爲一個自擁強大文明主體性、回異於西方線性時間觀的龐大行爲體，印度對中國的評估完全是「以自我爲中心」的，不需要透過盲目模仿或遵從西方來確認自我的存在。

在印度的差序格局中，其自身的「自我」是波紋的中心，美、中、日、澳只是不同軌道上的外圍觀衆。印度的本體性安全不是依賴於對某個大國盟友，而是透過「自我剋制」，在 QUAD 內部提供發展與功能性的公共產品，例如；印度主導的東非太陽能與斐濟港口合作，向美、日、澳展現「共性」。

同時，在與中國的邊境衝突和雙邊關係上，印度同樣實踐剋制，並未真正拿起殺傷性武器，以防短期衝突破壞長期的雙邊關係均衡。新德里深知，唯有維持多重關係的動態均衡，印度作爲全球南方領袖的「國家角色」才能獲得主體性的承認。

3. 太平洋島國的「效用後華性」：關係流動中的邊緣主體性

在本次 QUAD 會議宣佈爲斐濟建設港口基礎設施的脈絡中，我們看到另一種中小型國家的生存智慧。在西方的地緣敘事中，斐濟接受 QUAD 港口建設是一次反制「一帶一路」擴張的成就。

對於斐濟等太平洋島國而言，這是「效用後華性（Utility Post-Chineseness）」的實踐。

斐濟從不將自身定位於排他性的實體同盟，與南太平洋國家們接納中國的基礎設施資金，消費「中國認同」帶來的經濟紅利；當 QUAD 帶着「未來港口夥伴關係」而來時，斐濟亦能迅速實踐「即興共性」，張開雙臂擁抱日澳。

南太平洋國家的本體性安全不在於強求與大國的平起平坐，而在於維繫一個「關係流動」的開放狀態。它們透過在不同大國關係網絡中滑移，將自身的「弱者主體性」轉化爲多方爭奪的關係資源。

如果 QUAD 試圖以剛性的實體排他規則強行要求其「斷鏈」，只會引發島國本能的關係疏離。

長期以來，印太地區壟罩於美國主導的實體安全體系。各國出讓部分的關係主體性，以換取大國延伸威懾下的保護。然而，川習會後的現實顯示，這種依賴霸權施捨的本體性安全的問題。印太地區各國正在透過調整關係本位和本體論轉型。

各國將從「排他性的防衛實體」轉向「流動性的關係網絡」，容許成員國在不同層次上與中國發展共性。

但是在實踐上需要先看到中國提出「即興共性」，而且能與成員國既有的關聯網路調和。特別是在安全、關鍵技術、氣候救援等領域，建立起彼此間「自我剋制、長效互惠」的橫向關係均衡體系。

▼在美中之間被擠壓的印太國家，不再甘於在大國的差序格局（Differential Mode of Association）中被推向「外圍觀衆」的邊緣位置。爲了重建自我的主體性，他們開始在印太海域上發動一場大規模的「橫向關係均衡」實踐。（圖／達志影像／美聯社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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