對內動員、對外失語　臺灣的話術行銷策略

▲當執政團隊逐漸失去與國際社會清楚溝通的能力，「行銷全球」已經轉化爲一套只對內運作的話術行銷策略：對內強調立場、情緒與動員，對外則以模糊、沉默甚至失語迴應現實挑戰。（圖／總統府提供）

●徐作聖／科技評論人、陽明交大退休教授

當執政團隊逐漸失去與國際社會清楚溝通的能力，「行銷全球」已經轉化爲一套只對內運作的話術行銷策略：對內強調立場、情緒與動員，對外則以模糊、沉默甚至失語迴應現實挑戰。

近年來，臺灣在外交、國際事務與經貿溝通場合中，反覆出現一個明確現象：部分身居要職的官員，無法以外語清楚說明政策立場，也無法迴應國際質疑。問題不在語言是否流利，而在是否具備、也是否行使清楚表述的能力。

將此現象歸因於個別官員能力不足，無法解釋其普遍性與持續性。真正的問題來自政治運作邏輯本身。長期以來，制度在選才、升遷與評價上，系統性地排擠外語能力與國際專業，使「對外清楚說話」不具備政治報酬，反而伴隨風險。

臺灣執政體系的人才養成，長期被高度內耗的島內政治競逐主導。政治競逐的核心，不在於政策如何被國際理解，而在於如何在內部攻防中表態立場、劃分敵我、鞏固派系。在這種結構下，語言被視爲動員工具與政治符號，而非治理與溝通的必要能力。

於是，各類在地語言成爲政治動員與忠誠辨識的主要媒介。是否熟練使用這套語言系統，直接影響政治可信度；相對而言，外語能力與國際經驗無法轉化爲派系資本，也無助於內部動員，因此被排除在選才與升遷的核心條件之外。政治體系對「可用之才」的定義，因而出現結構性偏移。

在此制度誘因下，一套以風險迴避爲核心的官場行爲模式逐步固化：官員不需要把話說清楚，只需要避免說錯、避免越界、避免留下可被追責的紀錄。完整而精確的外語論述，意味着清楚界定立場與責任，直接提高政治風險；模糊、片段與方向性的表態，則保留最大操作空間，也最符合官僚體系的安全邏輯。語言能力的退化，成爲制度選擇下的直接結果。

然而，這種高度內向的政治運作模式，無法支撐外交與經貿談判的現實需求。國際事務不是口號競賽，而是透過精準語言界定責任、義務與風險的過程。無論是關稅承諾、投資條件、技術標準或供應鏈義務，都必須明確說明邊界。當官員無法或拒絕清楚表述，風險並未消失，而是被延後並累積，最終由整體社會承擔。

近期，美國國會重量級參議員公開質疑臺灣立法院的運作與決策品質。面對國際質疑，臺灣朝野並未提出完整的制度性說明，也未對外清楚迴應。這種集體沉默，本身即構成明確的治理訊號，顯示政治體系已經習慣以失語迴避外部檢驗。

問題不在於相關批評是否正確，而在於政治體系是否仍具備、也是否實際展現，面對國際質疑時清楚說明自身運作的能力。當政治人物長期沉浸於島內話術與立場動員，卻缺乏以外語與制度邏輯進行對外溝通的能力時，沉默自然成爲最熟悉、也最安全的選項。

語言的退化不是技術問題，而是制度結果。當一個政治體系只擅長對內行銷，卻無法對外說清楚，語言的失能即成爲治理失靈的明確徵兆。

▼近年來，臺灣在外交、國際事務與經貿溝通場合中，反覆出現一個明確現象：部分身居要職的官員，無法以外語清楚說明政策立場，也無法迴應國際質疑。問題不在語言是否流利，而在是否具備、也是否行使清楚表述的能力。（圖／總統府提供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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