【當代散文】鍾喬／轉身回去，看見母親（上）

鍾喬母親站在老家門口，風姿綽約。（圖／鍾喬提供）

多年以後，我回去家裡幫剛住進安養院不久的母親，找一張伊的大頭照，爲辦理社會局補助之用。那樣的日午，特別漫長無依，在舊家窄窄客廳的寂寥中，不知怎的，腦海中穿梭着母親在家庭相簿裡的一張老照片。舊時的照片，通常從相館取回時，會加添印有蕾絲邊的白框，看起來，特別有一種細膩的韻味。母親站在距臺中火車站前不遠的老家門口，豐腴的身材配合著她前腳擱着後腳的站姿，顯得風姿綽約而亮麗，特別是她自然風發的笑容，好像把時間的過往都編成了當下的未來記憶！

那時，母親約莫算來三十七歲左右，正處於年華似水，美麗稍縱即逝的少婦時光中。我喜歡母親那樣的風華，特別是一個客家女子，在社會貧困、政經荒蕪的1940年代末期，隨着父親從不算遠的苗栗三義家鄉，搬遷到臺中市來，作着父親從日本學藝歸來的藤椅編織生意。她心中懷藏着多少客家女子，對家庭小小事業的溫慰，都一併寫在靦腆地端出的笑容上！

然而，笑容在鏡頭前留下的，有更多時候，僅僅也是攝影大師佈列鬆所說的「決定性的瞬間」。超出這瞬間的，即是人生的現實。在拍過那張令人懷念的照片幾年後，我現在回想，父親的藤椅生意便面臨了市井開始販售沙發的挑戰。這讓家中的小市民行業，一夕之間受到關門歇業的打擊。店家關了，父親一度想回三義老家拾起雕刻工藝品的行業。但這樣相關家計大事的決定，在客家生活中，表面上，男人白天在茶桌前頭頭是道，隔了一夜，在枕頭邊聽足了女人的「主意」後，通常便不再吭聲了。這在我父母親身上，也是很八九不離十的靈驗。

這以後，父親開始去他藤椅徒弟──也是我同父異母的兄長──開的工廠當藤椅師傅。但，一如預料，經常遇上工作不穩定的逆流，這逼得他只好留在家裡，繼續讀他翻得內頁都脫落幾些的《三國演義》，或者抄抄寫寫錯字叢出的家譜。至於家計呢？按客家女人勤儉中須學會能幹的傳承，仍是由母親一肩扛起！很難忘記，有一回母親從清泉崗美軍家裡幫傭回來，向父親說了美國人用烤箱烤麪包的事；後來，父親竟然自己動手用剩餘鋁板，敲敲打打出一個烤箱來，當真是可以接電烤麪包的機器。他用客家話說：「我做的mien bau比美國laei好食……」我現在回想，當真是客家勞動者，在貧困得連田都「佃」不到的家裡出世，養成的「勞身勞命」的日子。兒時常聽爸爸酒後在餐桌上說這四個字，現在似乎仍在耳際迴繞，思念不已！

那些時日前後，童年漸成長爲少年。日常中多了一件難忘的物件：估衣。每天從學校回到家裡，從馬路旁因家道中落，遷居至長巷裡的木造矮屋裡，堆着一疊疊的衣物，大多數是當年臺灣還不太盛行的美式外套、毛衣或洋衫，夜裡舊舊地躺在地面上，隔晨就望見母親的背影，彎着腰在整理一件件的衣物，然後送到柳川吊腳樓的某一間違建的洗衣店清洗。地下經濟，爲底層勞動節省本錢，養活生計，是1960年代中後期臺灣都市邊緣的常態。

「放學後，騎自行車到張媽媽隔壁的洗衣店，幫我把燙好的衣服拿轉來……」一天，臨上學前，又聽到母親，夾雜着半客語、半閩南話，且在忙中帶着些許不耐的，交代我放學後的「功課」──取貨回家。而這「貨」，當真可以用物真價實的「貨」來形容。它是什麼呢？昔時稱作「估衣」的這「貨」，跟隨着經濟幅度的快速推進，我想已經是個不被理解的名詞。但，換個現在通行或流行的話語，勉強用「回收衣物」來比喻，大概就容易明白了！

那些日子，透過紅十字會，將美國境內或者越戰戰場存留的二手衣，成批以重力擠壓成巨型的「估衣豆乾」，從太平洋彼岸的碼頭裝上輪船，運送至反共愛國宣傳中的「寶島臺灣」。按理說來，既是紅十字會的美援物資，應是救濟品。但，也不知如何周旋來周旋去，竟成了母親辛苦勞動的一項家庭生意。客家女人就是這樣刻苦耐勞，母親經常趁着天未亮，就得從臺中搭車到基隆港的貨櫃屋，和同行作相同生意的女伴們，在堆積如山的、滿是煙塵的「估衣」間，找尋經過整理後，可以推銷給來家裡或在市場攤子上看得上的顧客。那時，與她同行的一位，是張媽媽。

她是外省太太，1949年隨底層軍伍陸軍的老公來臺，北方人，是哪一省，倒記不得了。日後，很巧的，她兒子也是我臺中一中的同班同學。就這樣，我們一個客家家庭，另一個外省家庭，在福佬人佔多數的當時環境中，卻有了分外親切的情誼。張媽媽爲維繫老公退出軍伍後，顯得困頓的經濟生活，也加入紅十字「估衣」家庭販售團的行列。擅於經營小本生意的張媽媽一家人，在當時臺中柳川岸旁櫛比鱗次的低矮木造違建間，開了一家估衣店。

往後，少年攀向青春年華，穿戴着臺中一中制服，和人家風行搞美式現代詩寫作，聽美式「學生之音」流行音樂的我，其實，正經歷着美國在越南侵略戰爭敗北後，力圖透過強化沖繩美軍基地，強化帝國在亞洲的軍事與政經佈置。

夏日，矮房因擁擠而酷熱無比，冬天則凍人筋骨。「這件美軍卡其外套很帥的，你拿去穿吧！」一回，張媽媽當着我同學的面，遞了一件厚重的軍衣給我。「看！看！這胸口上還有燒焦的洞，應該是子彈穿越過，留下的跡痕吧！」看着我穿上那軍衣，她兒子的這我同學，還促狹地用雙手比出越戰電影裡，越共開槍而美軍中彈的模樣。雖說兒戲，卻有幾分駭人。畢竟，穿在我身上的，應該是一位越戰美軍的「遺產」。

「吃水餃囉！」張媽媽帶着她北方女性的豪邁語氣，在我們家小小的廚房中吆喝着。那種外省軍人太太的身姿與腔調，在我的青少年記憶中，留下無論如何都很是深刻的印象。沒記錯，我是在更早幾些年，母親初識張太太時（那時，她們少婦倆一起去清泉崗的美軍家庭幫傭），頭一回嚐到稱作「水餃」的北方面食。

「一年才吃一次喔！」母親的叮嚀，我也永遠記得，「張媽媽說，她們在大陸老家，過年纔有水餃吃……」雖時過已四十來年，母親在餐桌上微笑着低語時，熱騰騰的水餃，恰以麪食蒸騰着的香味，瀰漫在一家人之間，我還一直都記得！

1960年代，全球左翼革命風潮，繼萬隆會議提出全球第三世界不結盟運動之後，對資本帝國的批判，從亞非拉燒向歐陸，再從歐陸燒向北美，而後往全球蔓延。關鍵性的一團火球熾烈燃燒，便是從反越戰到美國在越戰敗北，當直升機從西貢美國使館慌亂升空時，巴布．狄倫（Bob Dylan）唱的‘Blowing in the Wind’已經在全球燃燒。除了歌聲，還有歌聲以外的抵抗運動。

這樣的聲浪與景觀，在遠方發生。然而，在我童年巷弄裡的老家，每個清晨都有不只一班緩緩的列車，戈登戈登越過長巷旁的高架鐵道，似乎恆然地置身於地球之外。我們不知世界發生什麼事，也永遠以爲偶爾寄到對街林太太家的《今日世界》雜誌，再次引用麥克阿瑟說的那句話：“I shall return.”（我將回來）作爲英語教學的標語時，這世界會重寫美軍再次以「勇士們」的身軀，征服越南與肅清古巴卡斯楚，開啓二戰後另一番「美國夢」。

這夢想從未實現，世界冷戰格局走向對峙中尋求妥協的局面。1970年代美國開始調整對中政策之前，人們已經嗅到越戰敗北對美國作爲帝國的警訊，這在1960年代與1970年代交接時期，表現在披頭四的名曲‘Let It Be’歌詞：Speaking words of wisdom, let it be.中。一股反戰、厭戰反對過度修飾的文明虛假性，瀰漫全球。

怎麼也沒想到，向來就在宿命中安逸涉渡日常的棋盤城市，儘管置外於全球反戰抗爭風潮，長巷裡卻也時髦地感染着，一股長髮披頭四的風潮。場景就這樣在腦際邊緣擦過：一個夏日的颱風天，我搞「披頭式」搖滾樂團不成的大哥，被警察逮到中正路上的二分局去，理由竟是頭髮留太長。那一日，沒記錯是近黃昏的午後，街頭風很大，差些吹走我和大哥。我因爲跟大哥去取回他典當掉的吉他，竟也被警察叫進派出所。

我兒時，滿頭是發，只是那時小學生就理平頭。警察很屌地問我：「你家住哪裡？」我說：「就復興路三段『臺中肉員』那條巷子進去。」他一臉不爽，手拿剪刀，就要「教訓」我大哥披頭風的長髮。回頭，又很屌地問我：「你讀哪一個國小？」

其實，我自幼膽小，心頭砰砰跳，害怕得發抖……語無倫次地想逃避什麼，便胡亂着說：「從我們家巷子出去左轉，沿着綠川往前去，對面都是有高高一隻腳的木房子……再右轉……」

就在我左支右絀時，他，顯得超不耐煩，大聲訓說：「我是問，什麼國小啦！」

我才吞吞吐吐地說：「是……大同國小！」

是啊！大同國小，創校於1898年，校史超越百年。我的童年往往怔忡於多感的某個日午，莫名地擡頭望着巴洛克日式教室左右前廊的兩排大王椰子。時間匆匆過去一甲子，現在那輛載着少年從鐵軌遠方回來的列車，似乎鳴起早已在時間之外的汽笛聲，又戈登戈登地駛過舊家巷弄盡頭的高架鐵道。

火車還未到站，一家人臨時跳車要趕回家去，是身背纏繞着藤條的父親，一時間，在時光隧道里，顯得年輕有勁且灑脫。跟在後頭的母親，笑盈盈地提着一個客家包袱，剛從家鄉掛紙（掃墓）回來，勤勉又迎向日頭。三個晾在後頭等待長大的是大哥、二哥與一臉茫茫的我。鏡頭一轉，我竟已揹着厚重的書包，準備沿着軌道走向風起的一方，響起鋼琴獨奏聲，而後是童年的我與同班同學一起唱起：

青青校樹／萋萋庭草／欣沾化雨如膏／筆硯相親／晨昏歡笑／奈何離別今朝……

很多年，我都沿着綠川的這一岸，數着一家家日式平房的木窗格子，背著書包去上學；這是我最喜愛的歌聲與旋律，至今仍在血脈的底層盪漾。當然，在想起被警察教訓的颱風天午後，腦子裡，有時也會飄過像似「咧咧……比比……」的曲調歌聲。

後來，唸了國中，有一位很斯文的英文老師，他會在課堂上拿出吉他來彈，唱兩句“Let it be...Let it be...”，說英語教學最好的就是學唱英文歌。聽久了，這我纔有些腦袋開花似地發現：原來我大哥唱的也是這句“Let it be...Let it be...”。